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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农信联社理事长:普惠金融要避免落入两个陷阱

  6月12日消息,2018年6月12日下午,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研讨会,并发布中国普惠金融发展监测报告。本次研讨会讨论普惠金融可持续发展以及如何促进农村扶贫和乡村振兴等议题。
普惠金融,农村金融,乡村振兴

浙江农信联社理事长:普惠金融要避免落入两个陷阱

   以下是浙江省农信联社理事长王小龙演讲实录:

  王小龙:感谢贝院长,各位专家,各位同行,也许是因为我的名字,组织上把我安排到省农信联社做领导。浙江的经济社会发展在近40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浙江省秉持“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的“浙江精神”,经济社会发展在相当长时间里保持在全国的前列,也正因为这样,浙江会更早地感受到经济社会发展一些新的情况,我们省在朱从玖副省长的亲自领导下,2013年率先在全国开展了“普惠金融工程”,在普惠金融实践中也经过了一些探索,这些年,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非常务实地下沉到我们浙江基层开展普惠金融研究,我认为意义非常重大,也许指标体系科学性是需要不断完善的事儿,但是动态地去观察这些指标,我认为意义更加重大。借这么个机会,我作为农村金融的实践者,谈三点想法。

  一、普惠金融需要扎扎实实地做好基础工作

  普惠金融服务的是广大老百姓(76.110, -0.28, -0.37%),特别是覆盖到三农、小微企业、偏远地区这些容易被遗忘的角落。因此,做普惠金融必须匍下身,沉下心,扎扎实实做好基础工程。我们浙江农信是为农而生,因农而信,成立60多年来做了大量别人不愿意做,也做不了,但对整个经济社会又必须做的事情。我们2012年,提出“做小不做大,做土不做洋,做实不做虚”的经营理念,在后续的发展中,我们有效规避了地方金融的风险,2013年在全国率先实施“普惠金融工程三年行动计划”,2016年G20以后,我们又根据G20的原则在绿色普惠、数字普惠方面做出新的努力,提出了新的五年提升计划。经过几年的努力,行动计划提出的15项主要指标全部超额完成,基本构建了基础金融不出村,综合金融不出镇的服务体系。

  普惠金融工作做了扎扎实实的实践,在市场反应上,我们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目前我们浙江农信共有420个营业网点,大概占了全省网点的近1/3,近1万个丰收驿站,2万多个村级服务点,基本实现了200人以上的行政村金融服务全覆盖,特别是在一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是唯一的金融守望者。我们十年如一日走千家访万户,开展信用创建,整村授信,浙江每10位老百姓就有8位选择我们的服务,每4户家庭就有1户与我们授信签约;每5家企业就有1家与我们携手同行。我们承担了全省一半以上的农户贷款,3/4的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贷款,以及绝大多数低收入农户贷款,发放无抵押,无担保的小额信用贷款2600亿元,得益于在发展普惠金融过程中打下的坚实基础,我们自身发展也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主要业务指标领跑全省银行业,在全省农信业处于领先地位,铸就了高质量发展的根基。在浙江,大概1/6的存款份额,1/7的贷款份额,前几年有近1/3的利润。通过这几年普惠金融的实践,我们有三点深刻的体会。

  1、做普惠金融必须扎扎实实地做好基础工程,没有这个基础,普惠金融就是空中楼阁。

  这点,前面很多专家其实都涉及到,普惠金融工程基础谁来做?谁来得益,它里面有成本收入的干系。朱省长就提出一个观点,金融机构相对越少,普惠金融反而更好做,这和我们一般的尝试是相背离的,这里就是基础工程的问题,基础工程的投入是外部性,而收益是大家的。

  2、短期利益要服从长期利益,普惠金融需要讲情怀,坚持把服务做在最前面,不计较一时的得失。

  省联社的重要作用在省里就是解决战略问题,最近几年,我们浙江农信能取得这么好的成绩,和省联社在重大战略上从来没犯错,在对前瞻性的事情上我们都是提前感知,并且明确提出战略性的问题,2012年,很多银行都在做大户贷款的情况下,我们提出“三做三不做”,这对我们整个系统非常有指导意义。有些事短期看是亏本收益,但长远看是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

  3、小法人更适合做普惠金融。

  普惠金融服务对象其金融需求大多是小而散,大银行由于组织架构、考核机制、信贷问题等因素并不适合做小做散,就像天才的篮球运动员未必擅长踢粗求,而以农信社为代表的金融机构由于机制灵活,产业链短,产品服务边际递减,在产品服务商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农信社始终是普惠金融的主力军。

  普惠金融的重点在农村,当前,特别是要服务好乡村振兴战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把更多的金融资源配置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焊接,更好满足乡村振兴多样化金融需求。浙江美丽乡建设是几任省领导一张蓝图绘到底取得的巨大成就,这也为浙江农村普惠金融得下了很好的外部环境。浙江农信作为农村金融主力军,服务乡村振兴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使命和责任。所以,我们今年启动了浙江农信乡村振兴战略金融服务工程,我们提出,未来五年将以深化普惠金融为着力点,新增5000亿信贷资金,全心全意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努力实现普惠金融全面覆盖,绿色金融全面发展,人民群众金融服务获得感明显增强,全力推动三农的高质量发展。

  二、普惠金融要避免落入两个“陷阱”

  自2015年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的通知》以来,普惠金融成为金融领域的热点,无论是传统银行还是新兴的非持牌机构都积极投入其中,这一派繁荣景象的背后,有一些新的情况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1、避免个人过度授信带来新的信用风险。

  金融发展必须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相匹配,供给不足,或供给过度都不利于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前面有同志在讲中国模式和能不能拷贝到非洲或拉美等等,我想,在过去经济发展中,中国有一项事情是没有其他国家可以复制这样快速的经济社会发展,而这种快速的经济社会发展就是我们的金融环境,这种金融环境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简单复制的。我们浙江金融发展无一离不开浙江经济社会的发展,包括我们美丽乡村建设是和浙江特殊的财政体制密切相关的,浙江一直以来就是省管县的财政体制,所以浙江县域财政分配一直非常公平,这样就使得我们农村发展非常均衡,这些外部环境都是我们金融的基础,可能有的省就没有这样的条件。这种情况下,当相对落后的地区做金融和相对比较好的地区做金融,我认为,金融模式是不一样的,普惠金融的指数反应也会不一样。

  当前影响普惠金融的一个事儿就是成本,当前困扰实体经济融资贵、融资难的问题,其实是我们整个社会融资成本高,而这个融资成本过高,我个人的看法是由于普遍的资产升值预期带来的高杠杆推动了市场的利润,与所谓的银行业竞争不充分没有特别直接的关系。在浙江杭州这样的地方,我们有近60家银行在竞争,一个中等县银行基本有20家,目前不是银行竞争不充分,而是过度竞争,很多银行在一个县域,我的看法是没有可持续的条件和能力。所以,利率高不是银行竞争业竞争不充分,也不是普惠金融业力度不够的问题。

  过去银行对企业过度授信,多头授信,客观上成为经济下行周期两年因素的主要因素。浙江过去两年里银行业吃了大苦头,主要就是因为担保抵押,这两年风险使我们银行付出了非常大的代价。但现在,由于各大银行进行转型,纷纷下沉重心,大力拓展零售业务,个人贷款总量和比重明显增加。我们农信感觉当前一个比较危险的趋势是,农信社个人业务做到哪里,别的行跟着我们做到哪里,这种个人信用的过度,我认为是很危险的。

  在农村,农民过去是信用不足,如果农民在金融知识不丰富的形成下,你给他过度授信会把一个农民搞傻,他以为获得钱是很容易的事情。我认为,这是我们下一步要特别注意的事情。

  2、避免互联网金融“先发展后治理”的风险。

  近年来,互联网金融发展势头迅猛,它在降低服务成本,提高服务效率,提升服务体验等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但由于互联网金融是处在快速成长期的新业态,其治理模式尚不完善,特别是互联网金融业务完善和风险防范主要基于大数据,信用体系建设至关重要,如何规范合理利用大数据是一种资源保护,如果不规范,不合理地滥用信用体系建设就会走上弯路。实践中,从业者良莠不齐,很多是做了传统银行不敢做,不能做的事,简单复制,野蛮生长,产生不少的市场乱象,比如校园贷、现金贷、套路贷为代表的屌丝金融,显然是不可持续的,必然会扰乱金融秩序,甚至会破坏社会的稳定。也有一些金融机构或非金融机构利用大数据分析,选择一些特定的优质客户群,进行营销,他是可以跨区域的。这种看起来像经济的利己主义者的互联网金融,我认为也不应该把它看作是普惠金融的有机组成部分。

  我们认为国家层面有必要加强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和引导,鼓励正规持牌金融机构重新利用互联网技术来提升金融服务的质量和水平,同时,防止别有用心的,打着所谓的互联网金融旗号做违法违规的事情。最近欧盟出台了一个《一般数据保护条例》,对收集和使用个人信息数据做了非常严格的规定,这对我们是非常值得借鉴的。我们是在发展数字经济的时候先把它搞乱了,市场信用体系搞坏了再来治理。至少治理和发展同步,这是我们顶层设计时应该考虑的事。

  三、普惠金融应融入社区治理体系重构的进程。

  城乡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单元,长期以来,广大农村地区通过党的领导,村民自治,乡规民约的有机结合,形成较为完善的社区治理体系。我们的体会,农村社区是比较完善的,特别是这些年,随着我们“美丽乡村”的建设,农村的面貌焕然一新,乡村治理非常完善,反过来,随着快速发展的城市化,城市社区治理,我认为基本上是没有的,现在叫金融机构上人家家门是进不去的。我们社区对农民的情况也是不了解的,所以,整个国家的社区治理体系,我们认为,正处于不断完善和重构的进程中,这也是过去十七届六中全会以后就提出的一个社会治理问题。乡村振兴战略的二十字总要求里也明确提出,乡村文明治理有效的要求。

  中国的社区银行是以农信社为代表的,这是周小川行长去年在“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上说的。农信社在参与和推动乡村治理建设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在浙江所有的农村新农村建设都是我们与地方政府共同建设的。这种基础工作的建设对乡村治理来讲也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习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也提出了三位一体的融合联改,就是要求把生产、供销、信用作为整个社区治理体系有机组成部分,我们经常讲,过去农村里的治理有赤脚医生,有农信社,供销社,生产合作社,还有电影放映院,这都是农村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但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我们向供销社、生产合作社在市场化过程中就消亡了。目前,我们供销社上层的体制,基层是没有的,在乡村治理里只剩下农信社。所以,浙江提出的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其实就是要恢复生产与供销治理体系。我们在推进试点过程中,农信社成了三位一体改革的主力军,就是我们有人,有机构,成了真正技术的主力军。

  下一步深化提升普惠金融,农信社不仅要总结和农村治理的相关经验,开展社区网格化服务,让服务触及家家户户,边边角角,更重要的是要积极参与和通过城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全面融入社区治理体系重构的进程中去,真正成为其中一份子。

  比如浙江省最多跑一次改革,线上线下高度融合,一方面积极配合地方党委政府有关部门,充分发挥农信社基层网点服务优势,承接和延伸社保、工商、不动产登记等各类政务和公共服务,着力大同“最多报一次”的最后一公里。我们的市民要办一个事儿,跑到县政府市民服务中心,他一条龙都可以解决了,对农村居民来讲怎么办呢?今后就跑到我的银行网点,我们就可以给他代办若干像社会保障部门、工商管理部门、建设部门的事项,这是我们的线上优势,可以解决“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另一方面我们积极应用金融科技力量,着力提升服务便捷度、体验度,让社区百姓享受“一次都不用跑”,通过这些为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内涵。

  各位专家,各位领导,今天群贤毕至,以上是我想要和大家分享的几点思考和观点,同时鉴于农信社在发展普惠金融中的重要作用,我也想借此机会提个建议。

  中央已经反复强调要保持农信社县域法人地位和数量总体稳定,我们认为,这是农信社改革发展的根本原则。当前,正值农信社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核心就在于围绕这一根本原则,加强顶层设计,完善配套制度,以确保改革沿着正确的方向不断推向前进,这需要有关专家和有关部门共同研究和努力。普惠金融一是项铺工程,百年大计,浙江农信社愿与各位一道,围绕新时代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在普惠金融上继续努力,砥砺奋进。谢谢大家!

  贝多广:感谢王理事长的精彩发言,我相信他们的圆桌有好几万人,经常做大报告的,这么短时间里给我们提供了全视角干货,他这些干货和观点,其实背后积累了很多经验和思考,非常实在。我在想,是不是您的媒体会把您今天的讲话报道一下,仔细品一品,他里面的内涵很深,看我们怎么报道他刚才的精彩观点。非常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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